一个人的命运究竟如何
听起来似乎是一种玄学
有时候“命”带给你不公
“运”却能将你拉出水火之中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级院友朱家麟
形容自己就是“命不好运不错”的人
但其实“运气”降临
和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是分不开的
今天的厦大故事让我们走进朱家麟老师
听听他来到厦大读书的奇妙经历
他对新闻传播业界的看法
以及他对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期许和建议
人物简介
朱家麟，曾任厦门日报社副总编辑兼厦门晚报总编辑，现为厦门工学院公共传播系教授，福建省传播学会副会长。年生于厦门，年起为厦门日报记者，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厦大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年赴日本留学，获社会学（应用传播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传播研究与传播实务，有两项研究和译著填补国内外空白。目前从事传播学教育、研究与实践，也兼做闽南乡土文史、海洋渔文化研究。
命不好，运不错
我总结我这一辈子，两句话——命不好，运不错。年恢复高考，我成绩很好，当时福建是全国考的最好的，厦门是福建考的最好的，我的成绩是厦门文科考生前二十名。但我犯了两个错：当时是文青，我把在报刊上发的诗歌和没有发表的古典诗词等装订成册作为附件交上去。再一错，是三个志愿都填厦大中文系。后来名落孙山，我问高招办熟人，知道考了高分，知道几次上了又被刷掉。后来问了厦大中文系资深教师，帮我打听，才知道当时负责招生的是两个工农兵学员，他们认为，这种水平的学生进来，很难教。具体考分忘记了，结论是比中文系招进来的平均分高39.5，比最后一名高整整80分。最后高招办发给我到集美师专中文系读大专的通知书，我跑到高招办把通知撕了，说太黑暗了。当时正好福建电影制片厂招人写剧本，我就去写剧本。
年，《厦门日报》复刊时[i]，发现会写的文青都去读大学了，我是漏网之鱼。福建日报社一位副总编辑知道朱某人竟然还没有去上大学，所以《厦门日报》复刊筹备处找他问人，他开了名单。报社领导看我在农村呆过七八年，安排我跑农村农业，又是命运选择了我。
跑农村，正碰上搞生产责任制，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新政策不断推出，不断有创新实践。《厦门日报》复刊之初还是对开四版，我的农业改革报道隔三差五上头版头条，才两三个月，报社领导、老报人评报都说这个小朱很厉害。七月份全国调工资，报社所有人涨一级，有两个可以涨两级名额，由领导定，我是其中之一。
在报社当了四年多记者，一边还坚持自学。同事看我读《中国新闻史》（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人大“内部资料”），调侃我说是不是想考复旦新闻系研究生，还真没想到是一句吉言。厦大复办新闻系，我以同等学力资格获得参加考试资格。这次是自己的选择了。真要感谢改革开放，有这样的创新举措，感谢厦大当时领导的开明和勇气，敢采用这一政策。厦大我知道的还有另一位，我的朋友汪一凡，也是拜这一政策的恩惠，以同等学力考上会计系研究生。
新闻传播系的办学情况
厦大曾在年开办设立新闻部，后来改成新闻系，因为学生太少，年1月份就停办了。复办传播系最早的动议，听说是香港资深报人刘季伯先生提出的。
厦大新闻传播系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挂“传播”牌子的，这事引起了中宣部的重视，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钟沛璋、新闻教育处处长洪一龙都很重视，一直关心过问。本来应该叫传播系，而不是新闻传播系。新闻传播系，或新闻与传播系，是非驴非马的杂交，“始作俑者”就是厦大。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叫传播系，据说是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传播学不讲党性和阶级性，而新闻学有党性和阶级性”，这是对传播学不了解。其实只是明讲和暗讲，覆盖范畴的大小差异而已。西方传播学没提阶级性，至少讲集团、阶层。据说怕传播系无法通过，所以搞折中，发明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名称，为中国传播学开创了一个不太好、但是很适应实际的先例，所以后来成立的都跟着这么叫。
“传播”在当时是新学科、“新生事物”，学界、实务界都相当重视。应该是年年初，福建省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媒体负责人大会，邀请厦大新闻传播系派人去讲课，系里就派了刚入学半年多的我和黄星民去介绍。我看了台下厦门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领导，都是熟悉面孔，我这半年前的毛头记者如今在台上给他们讲课，蛮紧张的。
年7月，我们毕业了，全国第二届传播学学术研讨会（实际上是第一次公开大会）在黄山召开，系里又委派黄星民和我去参加。火车上旅客闲聊，人家问我们搞什么的，我们回说搞传播学的，对方领悟了说，是，厦门那地方挺适合搞船舶的。
年，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传播学都作为精神污染的“三大表现”之一来批判，在传播学界引发强震。但是最后大家还是慢慢认识了它。比如说我们非常敬重的甘惜分老师一开始是反对传播学的，后来转变看法，特别可贵的是他在课堂公开表示态度，真是高风亮节。
年6月5日，学校发出成立筹备组的文件，由徐铸成先生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厦大党委代书记未力工和刘季伯先生任副主任，学校许多职能部门领导——比如党委书记秘书潘潮玄、教务长刘正坤和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外文系主任林疑今等担任委员，足见重视。陈扬明做筹委会秘书——因为徐铸成先生多在上海，因此由陈扬明经办具体事情。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当时在中文系教新闻课程。后来，厦门媒体一再报道说陈扬明老师创办新闻传播系，不符合事实。
年6月30日，学校正式下发成立新闻传播系和科学仪器工程系等的文件，正式办系。
我和黄星民、陈金武是第一届学生，导师是徐铸成先生。
我们的入学考试在这两个文件下发之间，应该是年3月4日，考六门：中国新闻史，消息和评论写作，中外近代史，外语，政治——包含马哲、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国际共运史、时事等。另一门是大学中文系课程的综合考试。每门考时3小时。年9月办入学手续，新闻系还没办公室，是在中文系办公室报到的，报到证上盖的是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先生的印章。不久，传播系有了办公场所，在映雪楼二楼，两间房。最初专业教师只有陈扬明、原来也是中文系教师的许清茂、刚从广院研究生毕业的朱月昌，朱月昌兼任我们研究生班主任。教师队伍慢慢扩大，最初有六七个。记得最初的办公室主任是从保卫科调过来的林振福老师，负责资料的是龚以初老师，教师还有留校的朱南（很快就走了）、纪华强、韦体文等等。到我们毕业时，新闻楼已经建好了，系里教师连办公室人员、资料员有十来位。
办系之初，缺少能给研究生上课的人。本系老师，记得好像是陈扬明老师开过一次公开讲座。徐铸成先生和陈扬明多方联络，聘请国内当时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名家来给我们上课。邀请的老师，都是中国新闻学界顶级大家，一时之选。比如请方汉奇老师来上新闻史，方老给我们讲了两天或三天。听课的除了三个研究生，全系老师也都参加了。我印象很深，在办公室隔壁的另一个房间，摆一张乒乓球桌，方老师面对门，三个研究生和老师隔着长长的桌面，两边坐着系里的老师。过了一阵，还邀请了方老的学生、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的赵玉明老师来给我们讲广播史；请张隆栋老师讲传播学——他是大陆最早研究传播学的几位学者之一，实际上年就接触传播学。甘惜分老师给我们上新闻理论。
再过几个月，徐老请了复旦的陈韵昭老师，她带着学生祝建华来。记得她主要是结合自己翻译的著作《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来讲。她的研究生祝建华，用新的计算机数据统计、定量研究方法做传播研究，所以她也叫祝来做介绍。
复旦大学来的除了陈韵昭，还有写新闻评论的林帆老师，在报刊写了很多杂文，给我们做评论课的讲座。
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讲课内容烂熟于胸，说来行云流水，不徐不疾，一整堂课没一个废字，记下来就是文章，是我一生听过的最精彩的课。对史料也非常熟悉，偶然翻看一下资料卡片，但是大多信口就背。记得讲梁启超抨击保皇派的文章，“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才停下来解释说，这些人骂人也不带脏字。听他讲课是极致享受。
方老师、张老师、甘老师都应我们要求，在课程后面，介绍如何做学问，怎么规划自己的学术人生，怎么规划学术战略。张隆栋老师讲怎么做卡片、用卡片，并且示范如何通过活用卡片组织新的课程讲义提纲。讲国际新闻史，他专门从北京带来收藏的一份《纽约时报》，有多面，六七斤重，这是周末朝刊[ii]的一次印刷。他说这种大报也滚动出版，不断更新要闻，我们都开了眼。方老讲怎么找富矿，怎么选挖掘口、怎么建桥头堡，讲得很好。甘惜分老师讲新闻理论——若干年后他自我批判说应该作废，但在当时是主流理论，他也讲了他和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年关于新闻商品属性的争论，检讨说以前批判王中是错的，报纸也有商品属性。
我们当时住芙蓉七的七楼，甘老听我们说在宿舍会听到敌台广播，顺风时听得清清楚楚的，他来了兴趣，随我们爬到七楼宿舍去听，说：“回北京要和人大师生说这事。”我和星民去北京社科院教师进修班，去看望过三位老师，他们对这些“露水学生”都很热情。甘老住在铁狮子胡同、过去段祺瑞政府的所在地，他非常热情，说：“你们进城来，只管来我家吃饭。”他字很好，应我们请求写横幅，可惜后来弄丢了。
张隆栋老师对我们也很热情，我们去看望他，热情招待，叮嘱说有空再到他家玩。这些老师其实都很忙，很多研究、文章、教学的事。张老师说他除非大雪，不然去学校都坚持骑自行车，单程要一个多小时，说要保持锻炼。后来慢慢知道，他当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没少被折腾。而甘老师是从老家四川到延安去的老革命，最早在晋绥日报。这些老师不但是做学问，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对待学生，都给我们树立了楷模，感佩不已，庆幸此生师从过这样的老师。
这些老师还记挂系里的人和事。我大概结束了进修，前去辞行时，甘老拿出一个笔记本说：带给陈扬明，让他好好专心做研究，把发表的论文登记在本子上。这些老师都会记挂系里的教辅人员卓文虎，说在厦大的时候卓文虎让他们领略了厦门人的热情，文虎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喝茶，帮做很多分外事。
这个系为什么打破常规先招硕士后招本科呢，因为当时全国很多学校办新闻系，师资不够。文革前全国就复旦、暨南大学和人大的三个老牌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办了，武大办了，好几所学校也在筹办，许多是先办专业，放在中文系里。总之是师资不足，所以厦大先招研究生，自己培养师资。
当时我们三个人三个方向，我是新闻业务，黄星民是新闻史，陈金武是新闻评论。之所以定我为新闻业务方向，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四年记者。我们三个年龄相差颇大，我年已经33岁了，星民小我两岁，陈金武就小我一纪年。往下还招了一届，有两个师弟，但好像没人带，也没拿到学位。
在厦大一年课程完了，我们都去了北京。全国很多高校吁请社科院研究生院办新闻师资培训班，委托培养师资。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新闻系，是依附在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用的是人民日报给的房子，在人民日报大院外的9号楼。培训班给了厦大一个名额，系里派我去，交代我到了后和社科院培训班负责人要求，再多给个名额。我要求了，他们同意多给一个名额，系里就派星民去，我和星民与兰州、新疆、安徽、广西、郑州等大学、天津师大、国关学院、警官大学等十几个天南地北来的老中青教师、报社总编辑或采访部主任、机关人员甚至大学生同班。
剩下陈金武，是陈扬明老师帮他联系人大吧，金武就去人大蹭课、找论文资料，在北京也呆了几个月，我和星民在社科院的培训班呆了一年。星民后来还留在人民日报实习。第三年就是各人忙毕业论文。
毕业了，除了陈金武跑出去到新华社，我和星民都被强制留校，按计划当教师。一直到年3月份我去日本留学，四年里我先后开了三门课：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传播学——这应该是国内第一门“新闻传播”的课程，压力很大，从暑假开始备课，边备边上，和给学生上课之间只有两周缓冲时间。第三年开始，增开了一门“说服传播”，也是国内最早开设的课程。
此外，我和星民各兼一个86级新生的班主任，我兼国新的，他兼广告。
学生时代的难忘回忆
我特别难忘的是老师，有方先生，甘老师，张老师，徐铸成先生；还有我在日本的博士导师松田浩老师，情同父子。
先讲徐铸成先生吧。徐先生当时在中国新闻界名满天下，他在天津《今晚报》，上海《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都开有专栏，每周必须各写一篇文章，加上社会事务，比如全国政协常委、文汇报顾问等等，又住在上海，复旦还带一个研究生贺越明，而且七十六岁了，实际上不可能太管我们。但是他是著名报人，所以当徐老的学生是很光荣的。徐老在前期筹办的事我们不清楚，后来他来厦大两次，也没讲课，我们就是跟学。比如陪他去漳州逛一逛，泉州逛一逛。漳州的《闽南日报》正在筹办，也邀请他去看一下提提建议。我和黄星民陪他去漳州，日程中一项是看木棉庵，在漳州城外十几公里，宋代郑虎臣杀奸相贾似道的地方。贾似道干了很多坏事，后来被贬，发配岭南。郑虎臣父亲、自己都是被贾害过的，押解到了漳州，就逼贾似道自尽，贾还在拖延，郑把他锤杀了。
看完木棉庵，又看了百花村。回来路上，老先生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到木棉庵呢？他说，我想写一篇文章。以前有一出戏叫李慧娘，李慧娘被贾似道逼死，死后变成厉鬼，找贾索命。演李慧娘的演员和徐老先生是熟悉的，文革被迫害死了。后来徐先生就从木棉庵写文革被迫害演员的命运，生发开去，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新闻采访学讲记者应该对采访对象有充分资料储备、丰富知识储备。采访所得只是冰山露在海面上的部分，冰山的大部分都在海面下，徐先生给我们很好的身教。
写稿是第二天，我们去他住处，他说你们在这里坐，我写完后，帮我看有没有错漏。我们在外间等，他静静地写。我们偶尔进去续水，见他燃着烟，一笔一划直接在稿纸上写，差不多一个小时，三四张稿子，只涂改一两个字，我们太佩服。他说你们看一看有错字没有，没有就拿去寄。我看一个词，骎骎然，问，先生这什么意思，他说逐渐的意思。他说写文章有些小诀窍，比如不要用大家都用滥的词句。我近几年出了几本关于海洋渔文化的书，遣词时会想起老先生的教导，这是写作的技巧之一。
徐先生第二次来厦大，福州军区对敌广播站，在厦门守备区后面山上，他们听说徐老来了，请徐老去，我们陪他去。徐老在那边和广播站人员讲与蒋经国的交情。徐老三十郎当岁就是很有名的记者。他说去赣南采访，求见蒋经国，蒋经国不在，徐老就回旅馆。午休时，门房通报说有人找你，就是蒋经国来找他，可见还是懂得礼贤下士的。那天回来后，他又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厦门终于有了机场，飞机临近厦门，眼下就是金门，更远的海天苍茫处就是台湾，他应邀访问了对台广播站，了解情况，应他们之约，谈了蒋经国的一些情况，连带想起在台湾的故人云云。徐老出过好几本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采访故事。可见记者一定要有很厚实的功底，如果你做出优秀的报道出来，自然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我从厦门去北京上第二个学期时，系里交代顺路送个东西到上海给徐先生，记得是到上海武夷新村。先生问了一些系里情况，留吃午饭，都是他老家宜兴菜式，千层百叶之类，甜甜咸咸。
我们毕业的时候，他从兼复旦的教授，然后厦大、武大、兰州大学……厦大没有硕士学位授予点，系里请陈韵昭老师来做我们的毕业答辩，但是不能授学位。陈金武由陈扬明老师联系去北广答辩拿学位。我和黄星民没着落，徐老来信给系里，说和武大联系好了，去武大答辩。我们到了武大，武大系里请吃饭，吴肇荣主任、吴高福副主任说，徐老的学生，高徒，不会有问题的。应该说，徐老对我们的事情还是很关心的。我和黄星民总和别人开玩笑说，我们是厦大学生、复旦导师、港台教材、人大老师、社科院进修生、武大的学位，差不多是中国新闻学传播学教育资源的集大成者，没人像我们汇集如此宽广的“学脉资源”。
“人才”是做报纸的根本
离开12年，年重回厦门日报社，到创办不久的厦门晚报副总编辑。年接手全面负责，经过两年努力，晚报从厦门报纸的老三变成老大，并且遥遥领先。厦门晚报在闽南地区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广告创收也相当可观。年，晚报十周年，当时的市领导说了，厦门小白鹭和《厦门晚报》是厦门文化的两张烫金名片。
这是一项怎样的工作呢，我接手之后，一直只有一位副手，从办报、经营创收、队伍都得管。报纸是皮，其它是毛，而人才是根本。幸好我的两位前任和我一起，打造了一支很好的队伍。
对我来说，晚报要从老三突围，定位和思路很重要。晚报在早上出报，昨天午夜到早上十点，有什么事情？无非是火灾、鸡鸣狗盗、事故。地方时政新闻也没有时间优势（十点钟截稿，市里的会还没开完呢），也很难去谈宏观经济，所以确定突破口在文化和民生经济、社会新闻，并且重视策划系列报道、深度报道。
都市报著名报人席文举说，“总编辑就是总策划”，每年我基本上做了十几二十个历时十天以上乃至历时两个月的深度报道策划，好看，有社会效益，也赚钱，至少赚品牌积累。比如“斗茶”，斗了十几年，现在还在斗，每年收入几十万、一两百万。
厦门晚报的文化策划报道，各种生活趣味，很震动人。年出过一套《厦门晚报创刊十周年丛书》，四本里，有一本是历年的重大报道，晚报的著名策划报道基本都有，比如关于厦门母亲河九龙江生态保护的深度报道，历时两个多月。一本是《城市记忆》，把晚报率先做的地方文化发掘文章收录在一起，还有一本是徐苹——现在大名鼎鼎的须一瓜（电影《烈日灼心》文本作者）的单人集，《须一瓜VS徐苹》，她的许多小说得益于做公安、司法报道，把她若干篇小说，跟相关案件的报道对比一下，满有意思。到现在为止，晚报应该是福建媒体里出作家最多的团队，有八九个，全国影响的有两三个。大事业，小自由，他们的个人成就为自己人生发展打底，也为晚报争光。
晚报还有一个重大突破是开设了《我要说》专栏，把热线电话里市民投诉的问题筛选出来。重要的、大的就作为报道线索去深挖。小的事情，日本新闻理论里说的“豆新闻”，经过必要核实，立即登出来。理论上说，即实现市民的媒介接近权、使用权。《我要说》成为市民最喜爱的晚报金牌栏目，后来各报仿效。
第二是领导管理艺术，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团队文化建设。晚报当年就是搞成一个家，有一个跑旅游的记者，按当时提成规定，一年可以提20多万，因为当年厦门有机场，是福建省旅游的主要集散地，旅游的媒体广告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可思议地集中在厦门晚报。她说钱我不拿，都充公。我说不行，至少折中，一半做部门活动经费。
晚报的团队文化是到我为止的晚报三任领导集体营造的，很好的团队氛围。当年还允许比较多活动，晚报鼓励带家属参加，包费用。这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不爱讲大道理，一方面有严密的制度管着，而我更多的靠人性化情感融通。上班等级分明、各负其责，下班后是朋友。
晚报当时以敢言、关心民生和文化品位出名。反过来，要有自知之明，保持清醒，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讲个细节，但凡有读者来信批评，我叫总编辑室都记下来，年底我签名给他们寄明信片感谢，希望继续挑刺，批评就是帮助，不要把批评看作是敌视。
晚报形成一种风气，每次改版，都发动大家反省、讨论，搞问卷调查，甚至组织过记者到随机抽样的读者家听意见。集中大家智慧，不断进步。当然，该紧急独断的时候还是要独断。
我认为，一张报纸，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不但是一个城市的信息中心、舆论中心，而且是正确导向下的行动中心。——现在看来比较狂妄吧，但是当时确乎如此。
比如《厦门晚报》在厦门募款建立了一个厦门抗战死难者纪念雕塑，不到半个月就募到六十多万，我们喊停。很多这类的例子，有时甚至监狱里的犯人都捐了款。
晚报因为有好的团队和团队文化，加上富于创意，所以只用两年时间，在厦门报业乱战中从老三变成老大。这个话题能写一本书，不在这里细说。
创办中国第一个“公共传播系”
我一度兼日报副总编辑和晚报总编辑。年去日报做专职副总编辑，除了一般的值夜班，还分管技术部门、杂志和英文报，更主要的是管新媒体建设，就是建设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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