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文庙世界的泉州学吴远鹏
世界的刺桐港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历史上曾经以“刺桐”之名为世界所熟知，吸引了各国航海家、游历家、商人纷至沓来。刺桐港是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贸易港（2-4世纪），刺桐港的兴起和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和东西方交流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非常深远的影响。刺桐港不但是中国的刺桐港，也是世界的刺桐港。
早在周秦时期，居住在泉州地域的闽越族先民们就“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行而山处”。
原人民陆续迁居于晋江两岸，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已有舟船连接海外。到了南朝陈天嘉三年（年），精于大乘佛教的西天竺高僧拘那罗陀（真谛）泛海抵达泉州，驻锡建造寺（在今泉州西门外九日山），讲佛播道，翻译佛经。
唐代，泉州港逐渐兴起。武德年间（68-年），有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后卒葬东郊灵山，其墓被后人称为“圣墓”，是现存很重要的伊斯兰教史迹。久视元年（年）在今泉州地域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建州后，开始修建城池。当时社会安定，经济逐渐发展。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年），导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外交通转而以海道为主，推动了泉州港的发展。摩尼教也在唐中期传入泉州，史载唐时有摩尼教僧侣呼禄法师游方泉州，卒葬清源山。贞元至大和年间（-年），泉州升为上州。光启二年至景福二年（-年），福建观察使王潮在泉州城内创筑子城，街坊齐整，人口陡增，工商业繁荣，尤其是海外交通大为发展，泉州的造船业已达到较高水平，所造海船抗风力强，适于远洋航行，陶瓷、丝织品等成为主要外销商品。随着海外通商贸易的发展繁荣，前来泉州的外国使节、商人、宗教人士日益增多，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唐代后期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一诗中曾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的诗句，说明当时泉州有外国人居留，并有外国朝贡者频繁进出，这些朝贡者大多就是商人。此时的泉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广州、扬州、交州（今越南交趾）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商港，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韩国）、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
五代初，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及王延彬兄弟子侄相继任泉州刺史。王氏治泉期间，招怀离散、保境安民、鼓励生产、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南唐保大年间（-年），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他扩建泉州城，并重加版筑，环城种植刺桐树，从此泉州更以“刺桐城”、“刺桐港”闻名于世。受留从效“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之惠，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如陶瓷业、冶炼业、丝织业、制船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充足的商品货源。
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大中祥符二年（年），侨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在通淮街创建清净寺（初名艾苏哈卜大寺），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并具有典型阿拉伯风格的伊斯兰教寺。元祐二年（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涉及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南宋，海外贸易成为朝廷税赋收入的重要来源。南外宗正司也迁于此，泉州港的重要作用更加显现，造船业更加发达，当时泉州舟师、水手、舵工“知地理、识天象、辨水道”，并用量天尺、指南针测量、导航，航海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刺桐港“风樯鳞集”，“涨海声中万国商”，成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国际大都市，与海外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与广州港并驾齐驱。庆元二年（96年），泉州南门天后宫创建，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海神妈祖庙。到淳祐年间（24-年），泉州居户增至25万，人口达30万（城内人口约20万），升为望州。
元朝，朝廷大力扶持对外贸易。至元十四年（年）朝廷诏地方官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州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朝廷的鼓励、扶持下，泉州海外贸易逐渐走向巅峰，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和泉州通商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近百个，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刺桐港成为世界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于世。当时的翰林学士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记载：“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文正公集》卷6）。泉州当时设有蕃坊让外国客商居住，泉州成为容纳来自海外包括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波斯、欧洲、犹太地区等地的各国侨民，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世界的泉州”。伴随着蕃商云集，外来的伊斯兰教、摩尼教（明教）、印度教、古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泉州大为发展，各种宗教和谐共处，成为世界典范，造就了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当时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涌向泉州，伊斯兰教盛极一时，泉州伊斯兰教寺增至六七座；明教亦势力大盛，晋江罗山苏内村华表山麓的草庵，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元代明教寺院，庵内摩尼光佛石刻造像，为浮雕趺坐像，背后放射佛光，散发披肩，面相圆润，神态庄严，衣饰简朴，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佛石雕像；印度教也繁荣发展，当时侨居泉州的印度商人们曾建造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泉州人称之为“蕃佛寺”；古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我国称为景教，元时泉州是管领江南诸路景教（蒙语称“也里可温”）的所在地，至迟在大德十年（年），泉州建有一座礼拜堂，称兴明寺，皇庆二年（33年）泉州建立天主教区，之后泉州主教区教徒达一万人之多，当时泉州城东门“雄壮华丽”的大圣堂，是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建造的，她去世后便把教堂献给刺桐的主教哲拉德和圣方济各会。至元二十八年（29年），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率领庞大船队从刺桐港出海，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五十多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也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到了元末，持续十年之久“亦思巴奚战乱”，对泉州破坏极大，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
明清时期，朝廷推行“海禁”政策，导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泉州刺桐港不复旧日风光，在中外历史上不再占据重要地位，直至世界慢慢地忘却了刺桐港的存在。
世界的“泉州学”
早在9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就曾经发生一场争论：在中世纪举世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Zaitun”到底在何处？很多外国学者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这场学术研究和论争，有的认为是泉州港（刺桐港），“Zaitun”是“刺桐之音译也”，有的认为是漳州月港，有的认为“Zaitun”是“瑞桐之音”，更有的说是杭州或者扬州，如此种种不同的说法，让人莫衷一是。直至一百多年后的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一书中明确指出“Zaitun为中国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中世纪的刺桐港问题”引发的这场国际性争论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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